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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印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2019-07-23 06:21

  元代印刷技术发展的状况,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元代的印刷技术不如宋代兴盛,其主要论据是在历史书中往往将宋元两代并提,而且对元代的印刷总是一带而过。另一种认为元代的印刷在宋代印刷兴盛的基础上,仍保持了发展的趋势,不但印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印刷技术应用更为普遍。但大多数专家认同第二种说法。

  印刷质量是一个时代印刷技术的反映。一般说来,元代政府的印刷品印刷质量比较好,这是因为政府印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用了技艺精湛的刻印工匠,选用了质量上等的纸张和印墨,再加上专职官员的校对、名手的写版,这为印刷出高质量的印刷品创造了条件。

  民间的印刷质量往往差别较大,一般个人出资刻印的书籍,印刷质量较好,如元代岳氏刻印的《春秋经传集解》,字字认真,一丝不苟,写刻、印都精。

  至于元代书坊的印刷质量差别也各异,有粗制滥造者,也有精品出现,如余氏刻印的《国朝名臣事略》、平阳晦明轩张宅的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义次治通鉴》等,从字体书写到刻版印刷,都是十分精美的。

  元代刻书的字体,除了多用颜体、欧体、柳体外,另有三个特点是宋代及明清时期所少见的。

  一是刻书字体多用赵体字。赵体字圆润秀丽、外柔内刚,骨架挺劲有力。元代刻书,无论官刻、私刻,其字体都是赵字风貌。如袁桷《清容居士集》等,字体颇似赵氏手笔(称端楷赵体),神韵俱在。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初。

  除端楷赵体外,元代创新了一种行楷赵体刻印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西广信书院刻印的《稼秆长短句》,其字体活泼流丽。

  二是元版书中无讳字,即不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比较淡薄,避讳要求不严,所以元刻本中几乎见不到避讳的痕迹。

  三是书中多用草体、简体字和异体字。元代刻书的草体字多用于书籍的牌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德五年王常刻印的《王荆公诗笺注》一书的牌记中。

  元代简体字和异字的使用,这种现象,官刻、私家刻书比较少见,书坊刻本较多。经史文集中较少,而类书、小说、戏曲书中较多。元代政府把蒙古新字作为通用国字,对汉字的书写传刻要求不十分严格,加之书坊刻书目的在于营利,力求印书周期短、出书快。所以在刻书中,笔画繁琐的汉字被简化了,出现了简化字,如“无”、“马”、“礼”、“气”等都与现在的汉字相同。建阳刻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古今翰墨大全》、《古今源流至论》和前边所举《关大王单刀赴会》等书中简体字使用更多。

  元代对宋代形成的宋体字的发展不太明显,但也没有后退,如如元代岳氏刻印的《春秋经传集解》一书中的字体既有楷体的特点也有宋体字的特点。到了至元二十六处魏天右刻的的字体,更加接近于后来出现的“宋体字”。

  元初期刻书版式接近宋本。字大行宽,疏朗醒目,多为白口、双边。中期以后,发生变化,版式行款逐渐紧密,字体缩小、变长。改左右双边为四周双边,黑口间粗黑口。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鱼尾,多为双鱼尾或花鱼尾。版心记卷数、字数、页数、刻工姓名,私家刻书或坊刻本,书内多刻有牌记。例如: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半页八行、行十七字,小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记卷数、字数、页数,下记刻工姓名。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荆溪家塾”双行篆文长方形木记。

  元代刻书中,还有如:皇庆元年刻本《佩韦斋文集》,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小黑口,四周双边,版式殊大;至正间刻本《金陵新志》,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大版心,细黑口,四周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刻工;《贞观政要集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刻工姓名,版式宽大,颇具特色。

  在书籍装饰方面,变化比较大的当属带图封面(又称书名页)的出现和创新。元朝以前的书籍都没有封面,更没有带图的封面出现。

  最早出现的书名页,当属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书堂刻印的《新全相三国志》,书名后二字残缺,有人认为其应为“故事”二字。但有人直书“平话”二字。

  现在能见到的早期带图书名页,最具代表性的是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五种平话书,其格式相同。以《三国志》为例,其封面题有“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两行八个大字,中间上下花鱼尾间刊有稍小一些的“至治新刊”四字,封面上半部分是横书“建安虞氏新刊”六字,字下为“三顾茅庐图”。除此之外,还有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

  元代书中插图也有特色,反映了元代的插图雕刻水平比宋代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如《博古图》和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五种平话。

  在元代的版式中,书籍的牌记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其牌记形式多为四周加单线或双线,有的则采用各形式的图案作牌记,如钟式、鼎式、荷叶莲花龛式、牌式等

  元代图书封面、尤其是带图封面的出现,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演变中的一大进步,对书籍装帧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印刷技术进步的另一个证例是多色套印技术的采用,现存最早的采用朱墨双色印刷的实物是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书中文字采用黑墨印刷,图采用朱墨印刷,从图中双色套印的质量来看,这种技术在元代已经很成熟了,但其究竟是采用两块版分二次印刷还是在一块版上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一次印刷完成,还有待于考证。

  元代书籍装订形式除了沿用传统的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外,其装订形式的最大改进是使用包背装。卷轴装、经折装多为佛经所采用,一般的书籍多采用蝴蝶装。不过社会上以包背装盛行,蝴蝶装仍兼而有之,偶见梵夹装。譬如,元代刻印完成的平江府《碛砂藏》、补刊印刷的福州东禅寺、开元寺两藏,仍采用梵夹装式。

  包背装是元代新兴起来的一种装订方法,该装订方法为:折页时印刷的文字面向外,装订粘连的地方在折页的左边或右边空白处,当按顺序配好印页之后,将折口撞齐,并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使书芯成为整体后再裁切,最后在书背上刷上浆糊,上好书皮即成。

  元代开创的包背装,即克服了蝴蝶装阅读不便的缺点,又保留了蝴蝶装书背粘连的优点,再加上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装订,增加了书的牢固程度,因而这种装订方式成为了元代最为流行的装订方式。

  中国古代,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及山西、河北等江南一带和黄河流域都生产纸张。宋元以来,楮、竹为主要造纸原料。树皮纸、竹纸产量大增。元代福建造纸原料丰富,造纸事业发达,纸张产量大,致使福建书坊多,刻本数量大,传世较多。元代书籍比较少见麻纸刻本。其它地区也有时用福建造纸印书。福建纸质比较粗糙,有时颜色较深,呈褐色。

  元代印刷材料纸、墨等的生产,既不及宋,也不及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刷事业的发展。机构设置上,元代于户部之下设有“广源库”,掌管香料、纸札等物。在元大都(今北京)设有白纸坊,掌造诏旨宣敕纸札,其名纸仅限于江南。

  总之,元代对印刷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王贞对印刷技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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